在中国历史上，乡绅们一直被视为乡村中的权威和财富拥有者。他们在社会中享有崇高地位，有责任和义务去照顾乡民的生活。因此，当自然灾害来袭，三千万灾民面临饥饿和流离失所之际，乡绅们慷慨解囊，尽心尽力地救济灾民，体现了中国乡绅对乡村社会责任的担当和关爱之心。
中国自古以来就是个自然灾害多发的国家，再加上古代的农业基本上是靠天吃饭，无论旱了，还有涝了，都会影响收成。很多穷困地区只要一年歉收，便会陷入饥荒。因此历代官府形成了一套应对灾害和善后处理的有效方法。从官府角度来看，防止灾民饿死，或者大规模向外流动，变成流民，是最重要的目标。为此，一旦发生自然灾害，粮价飞涨时，当地官府会动用常平仓，平抑粮价。
灾害较为严重，已经影响到农民糊口时，官府则要向朝廷要求免去本地的粮赋。如果发生绝收，农民连生存都无法保证时，便开放常平仓，施粥或发粮。灾民过多，本地无法安置时，再向邻近州县或朝廷求救，进行更大规模的赈灾。
这套制度上千年来一直行之有效，只要不是到了王朝末期，常平仓都被贪腐空了，一般性的自然灾害，已经很难伤到国本。常平仓制度从汉朝就已经基本完善，即使是在现代，类似的制度仍然在发挥作用。
很多时候，光靠官府赈灾是不够的，乡绅富户会自愿或被迫筹粮筹款，协助官府进行赈灾。古代评定一个“善人”的标准，除了修桥铺路外，赈灾也是一项很重要的指标。
还有一个社会团体也经常会参与到赈灾工作中来，就是佛、道等寺庙。在很多朝代，佛寺都拥有一定量的土地等庙产。他们本身就是地主，也有相当的财力，再加上佛家讲究慈悲为怀，在赈灾中能起到相当的作用。
北宋著名政治家范仲淹还发明了一种新的赈灾办法——以工代赈。他在江南任职时，正好遇上大旱灾。他一边鼓励寺庙大兴土木，一边翻修官府衙门，雇佣了许多灾民。这些灾民只求一日三餐，连工钱也不要。既降低了工程成本，又养活了数千灾民及其家属。
除此以外，范仲淹鼓励民间举办赛龙舟等各类活动，增加消费，带动许多灾民在集市上做小买卖，增加就业。这也是一种以工代赈的方法。
另一方面，范仲淹吸引受灾较轻地区的粮商来杭州做生意，把杭州高高的粮价给压了下去。相对其他地区，整个苏杭地区的灾情并不轻，但没有饿死人的事情发生，灾民们平安地度过了这次的饥荒。
有时候，灾情非常严重，数省范围都颗粒无收，流民多达几十万、上百万。这时候的赈灾工作就显得十分迫切，稍有不注意，就会引发农民暴动，动摇王朝的统治基础。光绪皇帝刚登基时，中国华北地区发生过这样的特大旱灾，近四年持续干旱，饿死1000多万，流民2000多万。
如此巨大的灾害，一颗小火星便有可能燃起冲天大火。幸运的是，这次被称为“丁戊奇荒”的特大灾害，没有发生类似李闯王那样的农民起义，清政府安然度过了危机。
那一年是1875年，清政府的外交内困相对比较缓和，南方的太平军已经平息，洋务运动也搞得有声有色。灾情一起，清政府除了依靠自身力量竭力救灾，还要求民间的乡绅富户多多出力。
和以往不同的是，在自发赈灾的队伍中，多出了一些生面孔，真正的生面孔——外国传教士。很多欧洲国家都有很重的传教情节，传教士是最早进入中国的欧洲人。为了吸引百姓信教，治病救灾是传教士最基本的手段。
特大的“丁戊奇荒”一来，传教士出动很大的力量，既是救济百姓，也是传教的好机会。而经过鸦片战争后的十几年，中国乡绅已经意识到了洋教会的力量，知道官府实际上是惧怕他们的。凡是有洋教会的地区，官府往往会偏袒他们，侵害当地百姓和乡绅的利益。
为了不让洋教会在本地加强影响力，防止设立教堂。各地乡绅都拼命抢着往外掏钱，加大赈灾力度，和洋教会争夺民心。如果乡绅能够解决本地的灾民问题，就可以理直气壮地拒绝洋教会进入，保住自己的地盘。
不管洋教会和乡绅的目的如何，客观上确实起到了救济灾民，安抚民怨的作用。只要赈灾措施还在进行，并且有一定的效果。尽管饿死那么多人，中国的百姓仍然选择了默默忍受。等灾情一缓，他们会马上回到家乡，重新建设家园。
参考资料：《丁戊奇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