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唐朝的御林军中，有一名年轻的将领，名叫杨国忠。他从小就展现出非凡的才华和军事天赋，因此迅速得到了皇帝的青睐和重用。杨国忠在讨伐南诏的战争中立下赫赫战功，甚至有人说他是一人得道，鸡犬升天。杨国忠在权势的诱惑下，逐渐沉迷于纸醉金迷的生活中，开始逐渐背离初心。
在社会历史行进的过程中，无论做人还是做事，无论是正义的还是反动的，开始的时候谁会以错误自居？而且正如《战争论》所述，每个人的所作所为，都是为了迫使对方服从自己的意志。杨国忠在前行的道路上，正是有杨贵妃的裙带关系，有李林甫的曲意拉拢，又有高力士的鼎力相助，所以才能够如虎添翼。
只是杨国忠得到高官显位以后，对上层统治集团内部情况的掌握，也更加的全面深入，狼的本性就日渐显露出来。他发现在边塞，李林甫有安禄山东北方镇军事力量的支持，太子李亨有西北方镇军事力量或明或暗的拥立，而对于这两大军事集团，玄宗有时都讳莫如深。
他还发现，设若没有方镇军事力量作为政治上的后盾，任何人在朝中的权力、地位就会受到很大的限制，特别是发生一些不测事件之时，更需要有自己的军事力量做依托，才可能保证自身的位置安全无虞。因此他急需笼络军事力量，而他选择的目标，就是自己所熟悉的剑南军镇。
不久后机会就悄然而至。当时南诏已归附唐朝，诸王经常领妻携子，前来谒见汉族地方长官。但是太守张虔陀是个淫贼，诸王们每次路过云南，他都要强留人家的妻子，供自己奸宿并进行敲诈勒索。诸王中有个阁罗凤，不肯受此屈辱，从而惹得张虔陀恼羞成怒，就派人向朝廷奏报，诬陷阁罗凤阴谋反唐。
原本万里晴空，却突然间战云密布，这才是无事生非，落井下石，以现在的时髦话来说，张虔陀是否可以算作“钓鱼谋反”呢？阁罗凤出于无奈，干脆来个一不做二不休，就联络了几个酋长，发兵攻陷了云南郡，杀死张虔陀，占领夷州达32个。
其时的玄宗虽然贪恋后宫，平日里荒淫无度，但是面对如此生死存亡的重大问题，还是保持着高度清醒的政治头脑，决定下令发兵征讨。时值天宝十载（751年），杨国忠刚升为京兆尹，便极力推荐自己的“恩人”鲜于仲通为蜀郡长史，率兵6万 攻打南诏。
杨国忠是在为玄宗分忧吗？其实不然。他的谋略可谓苦心孤诣，是个一举三得的妙招何以见得既安插了同党担任要又借机树立起军事威望，还培植了西南军镇势力。
不料人算不如天算，鲜于仲通终究是个无能之辈，既无政治才干又不懂军事谋略，因而弄巧成拙。就在他分兵两路行至曲州（今四川昭通）和靖州时，阁罗凤见唐军声势浩大，自知难以与之抗衡，就来了个光棍不吃眼前亏，派使者前来要求和谈，表示愿意送还俘掠的人口和物资，修复好云南郡城后原璧归唐。这本是见好就收，且能建功立业的绝佳机会，可是鲜于仲通不自量力，以为大功告捷，胜券在握，于是扣押议和使者，下令继续进兵攻打南诏。
兵法云：置之死地而后生。所以在战场上，赶尽杀绝是兵家的大忌。然而鲜于仲通根本不懂兵法，两军在泸川西洱河再次交战，结果唐军大败，导致6万士卒全部被杀，鲜于仲通狼狈逃生，差一点丢了性命。阁罗凤也怕唐军再来攻击，也带领部下归顺了吐蕃。
其时，杨国忠还兼任着兵部侍郎，知道事关重大，就使出浑身的解数，在玄宗面前百般包庇鲜于仲通，还有鼻子有眼的把败仗谎报成战绩显赫，使鲜于仲通不仅没有受到惩罚，反而得到嘉奖通报。大难不死的鲜于仲通，当然要投桃报李，出面奏请杨国忠主持西南军政要务。玄宗便诏拜杨国忠剑南节度、支度、营田副大使，知节度事，从而成为统辖西南方的割据诸侯。
按说如是这般的兵败，本是一件摊上了事、摊上了大事的事情，却在杨国忠的巧妙运作下，轻描淡写地成为绕指柔，不仅化险为夷，而且还坐收渔利，杨国忠的精明狡猾略见一斑。这次轻而易举的成功，使得杨国忠利令智昏，继续打着如意算盘，非但没有接受鲜于仲通的教训，反而再次请求攻打南诏。在他看来，继续对南诏发动进攻，是有百利而无一弊的妙棋。
为何？如果这场战争能侥幸取胜，就顺理成章地树立了自己的声威；即使万一失败了，自己还可以继续故技重演，掩败为胜。
更重要的是杨国忠可以利用边镇的多事，从此控制剑南地区的军镇集团，把它培植成仅次于东北军事集团、西北军事集团的第三大军事力量。后来虽然因故没有能够成行，但是杨国忠却讨得山南西道采访处置使，“开幕府，引窦华、张渐、宋昱、郑昂、魏仲犀等自佐”，从而增强了在朝廷里的话语权。
随着权势地位的不断升迁，杨国忠在生活上也变得极为奢侈腐化起来。每逢陪玄宗、贵妃游幸华清宫时，都要以杨氏五家为扈从。杨氏诸姐妹们，也总是先在杨国忠家汇集，竞相比赛装饰车马，他们用黄金、翡翠做装饰，用珍珠、美玉做点缀，整个车队五彩缤纷，招摇过市，沿途掉落首饰遍地，闪闪生光，其奢侈程度无以复加。
而且每次出行时，杨国忠都是手持剑南节度使的旌节（皇帝授予特使的权力象征），在队伍前面耀武扬威。以现在掌握的史料来看，其实面对当时的政治局面，玄宗有时候也不是真昏庸，他之所以如此信任杨国忠，除了取悦于杨贵妃之外，主要是借以牵制李林甫的专权，同时也是为取代已经衰老了的李林甫做长远准备。
不久后，李林甫与杨国忠由于新旧贵族之间的争权夺利，矛盾积怨几乎达到了不可调和的地步，其主要表现在对待王鉷的问题上。天宝十一年（752年）二月，李林甫鉴于质量差劣的恶钱泛滥成灾，奏请朝廷颁诏禁用。因为当时商业迅速发展，货币需求量大增，官铸铜钱远远不足以应付流通，所以市面上出现了大量成本较低、铸造不精的私钱。尤其是在商业繁荣的江淮地区，私钱铸造业尤为发达，贵戚官僚和巨商们为了牟取暴利，也都携带着良钱到江滩地区，用一比五的兑率换取恶钱，然后运回京城在市场上流通，以致长安恶钱泛滥成灾。
李林甫发现后，眉头一皱，计上心来，便向玄宗提了出来以良治恶的建议。这一次，李林甫按说算是对朝廷负起责任来，当然这个奸相也是心存私欲，因为财政是由杨国忠负责的，如果事成，既灭了杨国忠的威风，自己又能从中得到实惠，一举两得之事何乐而不为呢？所以在得到御旨后，他立即从官府拿出粟帛及库钱，在长安东、西两市回收恶钱。
然而李林甫是机关算尽，却就是没有算计到恶钱早已流入市场，而且渗透较深，即刻禁止谈何容易。特别是盘根错节的奸商巨贾们，他们担心自己的利益受到损害，所以官商勾结，结成巨大的经济利益体，对李林甫的举措非常不满，或明或暗地进行抵制。李林甫的举措根本没有进展，更别说是取得什么显著的效果了。
杨国忠隔岸观火，心知肚明，眼见李林甫焦头烂额，在骑虎难下、难以收拾之时，他不失时机地挺身而出，在玄宗面前攻击李林甫。说李林甫是徇私舞弊，贪赃枉法，挟嫌报复，是借机诋毁大唐王朝国富民丰的形象。玄宗在不明原委情况下，听信杨国忠的一面之词，便下令废除禁令，改诏只要不是铅、锡所铸和有穿穴的旧钱，都可继续使用。
李林甫怎么也没想到，这一次是猪八戒掉进茅坑里——上下里外都是个臭，只得草草收场。杨国忠当然不会善罢甘休，同年四月又趁机拿王鉷开刀。按说因王鉷的宠遇太深，本是李林甫和杨国忠共同嫉妒的对象，但是为了牵制杨国忠，李林甫则极力提拔王鉷。
王鉷时任户部侍郎、御史大夫、京兆尹，深受玄宗宠信，其弟王銲是户部郎中，阴谋参与了一次叛乱。事情败露后，杨国忠让人控告王鉷与这次叛乱有牵连，想借此予以除之。
李林甫已看出杨国忠的别有用心，是用除掉王鉷来挑起事端，下一个目标恐怕就该轮到自己了。他暗自思谋，如果能够保留住王鉷的地位，对杨国忠则是一大牵制，所以当杨国忠陷害王鉷时，李林甫就竭力上奏，千方百计为王鉷开脱罪责。
玄宗听了李林甫的奏本，念及王鉷久任要职，理财有功，兄弟两人又是同父异母，之间向来不和，所以打算不加按问审理。不过却提出了一个附加条件，即要王鉷先奏请罪，然后再行赦免。杨国忠领旨后，装作怜悯同情的样子，劝导王鉷万万不可认罪，说是否则性命难保。王鉷信以为真，依其言而行，结果激怒了玄宗，下令由陈希烈与杨国忠严办。杨国忠阴谋得逞，最终兄弟两人均以莫须有的罪名杖死朝堂，凡王鉷担任的要职，全部由杨国忠兼任。从此李林甫与杨国忠反目成仇，两人的矛盾也是水火不容，日益尖锐并逐渐表面化。
也是注定李林甫厄运连连，王鉷被查办不久后，边关又发生了朔方节度副使、奉信王李献忠叛归漠北突阙事件，惹得玄宗大为恼火，决定给予查办追究。朔方军历来是唐王朝的一支劲旅，当时节度使由李林甫兼领，因而他是难逃其责，只好引咎辞职，并推荐安思顺接任。杨国忠岂肯让李林甫轻易得手？于是买通陈希烈和哥舒翰，共同弹劾李林甫。
哥舒翰是出自于朔方军的番将，曾为著名将领王忠嗣的部属。当初王忠嗣德高望重，有望回朝莅相，却遭到李林甫无端诬陷，由于哥舒翰的极力辩白，才使得王忠嗣免遭极刑，自此哥舒翰与李林甫结下梁子，始终都没有化解。后来哥舒翰又因英勇善战，接替王忠嗣任陇右节度使，手下拥有数万重兵，这次他是毫不犹豫地站在了杨国忠的一边。
玄宗念其旧情，没有对李林甫指责定罪，而是采取了慎重宽大的态度，但是明显开始疏远李林甫了。
天宝十一年（752年）十月，南诏屡次骚扰唐朝边地，蜀人屡屡上表，奏请身兼剑南节度使的杨国忠前往镇压，以安定川滇局面。
老奸巨猾的李林甫再次笑逐颜开，奏请玄宗应该顺应民意，派遣杨国忠领兵攻打南诏，其目的是将杨国忠从朝中排挤出去。杨国忠当然知道李林甫的险恶用心，却是哑巴吃黄连——有苦难言，又没有足够的理由推脱掉。临行前他向玄宗辞别，哭诉李林甫如何设计陷害自己，并让堂妹杨贵妃向玄宗枕边求情。
爱妃出面，玄宗当然推脱不过，而且心里也隐隐有些不忍，就答应让杨国忠先去打仗，不久再召他回来继续任相，并且亲自赋诗为他送别。这颗定心丸一吃，才使得杨国忠破涕为笑，前呼后拥地去了昭南。
惨痛的教训告诫着善良的人们，凶残的野兽一旦从笼子里放了出来，长期积蓄的疯狂兽性，就会歇斯底里地发泄，曾经笼子的主人，对此也已经是无能为力了。杨国忠就是如此。他如同一棵长成参天的大树一样，已经是根深蒂固，玄宗也难以撼动了。
也就是在天宝十一年（752年）十一月，随着李林甫撒手人寰，杨国忠被召回朝，“遂拜右相，兼文部尚书、集贤院大学士、监修国史、崇贤馆大学士、太清太微宫使，而节度、采访等使、判度支不解也。国忠已得柄，则穷擿林甫奸事，碎其家。帝以为功，封魏国公，固让魏，徙封卫”，一下子身兼40余职。从此朝中没有了后顾之忧的杨国忠，眼见权势日炙，更加专横跋扈，也更加骄奢淫逸。
忠臣良相佐君之道，谏诫方式各有不同；奸臣佞相媚君之途，谗陷手段却大都一样。杨国忠登上宰相的宝座后，也算是承前启后，继往开来，所奉行的为政举措，与李林甫大同小异，或者根本就是换汤不换药，只是得寸进尺，更为变本加厉而已。
杨国忠原本志大才疏，却自我标榜是“天降大任于斯人”，所以在朝廷上恃宠自傲，无所顾忌，公卿以下臣僚随便指使。因此大臣们都如履薄冰，畏之如虎，就连德高望重的老臣左相陈希烈，也是诚惶诚恐，凡事都唯其马首是瞻，不敢有些许异议。顺我者昌，逆我者亡，似乎是昏君暴吏们的祖传权术。
陈希烈即使如此乖觉，杨国忠依然觉得他资格甚老，有碍自己的朝政，干脆将其排挤出朝。他同时看准文部侍郎韦见素软弱可欺，易于控制，便提议任命他为宰相。韦见素担任宰相以后，基本上不敢议论朝事，只是明哲保身但求无过，这跟八年前李林甫建议任用陈希烈为相是如出一辙。而且为了巩固自己的相位，杨国忠有计划、分步骤地施行安内攘外的策略，在地方上到处安插亲信党羽，如派司勋员外郎崔圆任剑南留守，行使节度使职权，以协助他管理西南各地；又任命投靠他的魏郡太守吉温为御史大夫，担任京兆尹、关内采访使等职，以控制京都一带，形成了进退可据的势力集团。
杨国忠执政期间，还曾先后两次自作主张，请求发动了征讨南诏的战争。昏庸的玄宗却并未以前车为鉴，反而认为杨国忠是在为朝廷分忧，于是命令他身为统帅，在长安、洛阳、河南、河北各地广泛招兵。杨国忠眼见百姓厌战，壮丁难抽，就派御史们到各地去强行抓人，把他们带上枷锁送到军营里，父母、妻子哭声遍野。
天宝十三年（754年）六月，杨国忠再次命令留后、侍御史李宓率兵，第二次攻打南诏，结果又遭到惨败。这两次南诏之战，使唐军损兵折将近20万人，也给少数民族地区造成了前所未有的灾难。由于杨国忠的专权误国，好大喜功，不惜穷兵黩武，导致了边将们的骄横跋扈，动辄对边境少数民族地区用兵，不仅使成千上万的无辜士卒暴尸边境，而且使内地田园荒芜，民不聊生，到处是“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的残破景象，为日后社会发生动乱埋下了无穷的祸根。
玄宗的无端纵容，使得杨国忠肆无忌惮，为所欲为。按照大唐朝制，宰相上朝处理军国大事，要自清晨至午后（约下午两点多），方能回家接待四方来客。在李林甫为相时，借口天下太平无事，声言不用按旧例办事，往往是上午巳时（11点）就下朝回家去了。
到了杨国忠做了宰相后，更是随心所欲，对处理朝政极端地轻率。尤其在选拔人才方面，他唯我独尊，任人唯亲，为了曲意笼络人心，发展自己的朝野势力，竟然要求文部在选官时，不论德才如何，一律论资排辈，只要是候任时间长的，全部留下来任用。然后按照资历深浅，只要有空位子，通通让他们赴任接官，并且美其名曰是“不拘一格选人才”。
杨国忠如此“宽宏大量”，真可谓是“人心大快”，一批曾因各种原因不能晋升者，都轻松愉快地被选拔启用，因而这一批官吏都死心塌地依附于杨国忠。
在唐初时期，宰相一般都兼任兵部、吏部尚书，为了避免宰相一手遮天的现象，所以在选拔官吏时，要求交给侍郎以下的官员去办理。并且规定的手续也十分严格，须经过三注三唱反复进行，一般从春至夏才能够完成。
但是自杨国忠担任宰相后，为了操纵选任，他自我标榜头脑精明，堂而皇之地提出要打破常规，多快好省的选任官吏，并且别出心裁的在家里进行。他先召集令史胥吏，预先定好名单，然后把左相韦见素及给事中、诸司长官，都一并叫到自己的尚书都堂，读一名便定一名，仅用一天时间，就结束了整个选用程序，还振振有词地说道：“左相和给事中都在座，就算经过门下省了！”从此开始，选官大权由他一人独揽，门下省不再审核，文部侍郎也只是走走形式，其中泥沙俱下，鱼龙混杂，谬误与弊端自不待言。
更为令人啼笑皆非的是，在次年春天正式注册之时，杨国忠又把待选人员召至私第，并且让杨氏诸姐妹垂帘偷觑，笑语之声清晰可辨。左相韦见素和吏部侍郎张倚到此，也是跑前跑后被随意差遣，弄得狼狈不堪。
这且不说，由于杨国忠这样选拔官吏，迎合和满足了一些人的权欲，因而还颇得众誉，在京兆尹鲜于仲通、中书舍人窦华，侍御史郑昂等人的授意下，入选的士子们联名奏请圣上，请求为杨国忠在省门前立碑，颂扬他选拔官吏有功。
玄宗竟然准奏，下旨由鲜于仲通撰写颂辞，亲自给予审定，并装模作样用御笔修改了几个字。鲜于仲通为了献媚取宠，竟特意将玄宗改动的这几个字用黄金填上，彰显圣上分外恩宠，一时间轰动京城。
天宝十二年（753年）十月，杨国忠的儿子杨暄参加明经考试，结果没有及格。礼部侍郎达奚珣是主考官，因畏惧杨国忠的权势，吩咐儿子昭应尉达奚抚前往杨府提前告知。杨国忠满以为儿子必然中选无疑，因而面带笑容，格外和蔼，将达奚抚迎进客堂。
谁知达奚抚小声说道：“家父叫小的报告相公，令郎考试不及格，但他会设法让令郎上榜入围的。”杨国忠登时大怒，翻脸骂道：“我儿子还担心不能富贵乎？叫尔等小子卖相！”遂起身打马扬长而去。
达奚抚热脸碰了冷屁股，自知讨了个没趣，灰溜溜地退出杨府，赶忙报告给父亲道：“人家仗着贵势，举止令人恐惧，哪能再和他论道是非！”达奚珣无奈，只好将杨暄列入上等。就是这个无能之辈，不久就被破格提拔，而且很快擢升至户部侍郎。而此时，曾是他主考官的达奚珣，才刚从礼部侍郎转为吏部侍郎。即使这样，杨暄还犹嫌不足，到处埋怨自己没有得到达奚珣的提携。
官场的腐败，必然导致社会的凋零，只是大家不愿意承认现实，依然自我陶醉，都还沉浸在诗圣杜甫《忆昔》一诗所描绘开元盛世的繁荣景象中：“忆昔开元全盛日，小邑犹藏万家室。稻米流脂粟米白，公私仓廪俱丰实。”事实上是树欲动而风不至，诗圣描述的繁荣景象早已“俱往矣”。因为到了天宝时期，曾经的均田制已被瓦解，府兵制也遭到了破坏，虽然经济繁荣的表面现象仍在延续，但是潜伏在幕后的已是横征暴敛，寅吃卯粮，甚至是以预收30年的租赋为基础的日暮途穷了。
玄宗不是一个傻瓜皇帝，也许在他的内心深处，已经察觉到大唐江山的危机，却不愿意或者说根本不敢直接面对。他或许是为了打肿脸充胖子，还心存一缕侥幸；或许是心如死灰，已感觉到无力回天了，反正是面对这个残局，他只能是继续“任人唯贤”，而且必须一条路走到黑。
早在李林甫专权时代，杨国忠就以聚敛有方而受到玄宗的赏识，因而在担任了宰相后，他仍然兼领度支郎中、两京出纳租庸铸钱使等要职。他在执掌朝政期间，依旧将其精通“钩校”筹算的特长发挥得淋漓尽致，大肆搜刮民脂民膏的行径，也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因而更是加快了唐朝衰败的步伐。由此可见，正是由于玄宗太聪明之故，结果才会是聪明反被聪明误，最终拱手让出了卿卿的江山。
杨国忠也不是一个傻瓜宰相，他既然是敛财有道，所以对人民的疾苦就会漠不关心。天宝十二年（753年），关中地区连续发生水灾和严重饥荒，玄宗担心会造成庄稼歉收，导致社会混乱民心不稳。杨国忠知道后，便叫人专门拿来尚好的庄稼，送给玄宗察看，并且说道：“今年雨水虽多，但是并未伤害庄稼。”玄宗信以为真。
谁知不识时务的扶风太守房琯，却在此时送来奏报，说是当地水灾严重，请求朝廷给以拨款赈灾。杨国忠看后火冒三丈，即刻叫来监察御史，对房琯进行审查，从此再没有地方官吏敢来汇报实情，以至于关中一带百业凋敝，民怨沸腾，大大加深了社会矛盾和民族之间的矛盾。
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社会矛盾的积累，也并非是一年半载形成的。久居深宫坐享其成的玄宗却视而不见，依然是挥金如土，赏赐毫无节制。杨氏家族也因靠聚敛和赏赐，成为举国上下著名的暴发户，姊妹们整日里花天酒地，醉生梦死。
杨国忠更是纸醉金迷，腐朽堕落，全然没有知廉耻之仪。他初入京师时，虢国夫人新寡，兄妹俩就公开姘居一起。后来在长安宣阳坊修建私宅，他又与虢国夫人府第相通，从此昼会夜集，没有礼度。两人时常坐车并髻入朝，甚至在马车上公开调情嬉闹，招摇过市。杜甫《丽人行》中“杨花雪落覆白萍，青鸟飞去衔红巾”之句，就是暗指杨氏兄妹的越礼行为。
如果说身居高位，可以满足杨国忠的虚荣心，使个人意志得到最大限度的释放，那么积累起来大量的财富，则可以满足他物质享受的欲望。所以高官和财富，对于他这种私欲浓烈的人来说是缺一不可，因此随着官位的步步高升，杨国忠摄取财富的手段，也愈来愈变得丰富多样起来，当他位极人臣的权力峰巅时，中国历史上就又多了一位令人发指的巨贪。
杨国忠曾经说道：“我生来穷困潦倒像，能有今天的荣华富贵，全托圣上的福祉。人生在世，短短数日，何不及早行乐。”可见杨国忠也算是贵有自知之明，他深知自己无德无能，没有干过多少好事情，恐怕最终也不会有什么好果子吃，干脆就来个今朝有酒今朝醉，哪管明天血倾盆。这话也可算作是杨国忠的心灵之语，结果一语中谶，马嵬坡给他做了彻底地了断。
据史料记载，杨贵妃虽然得玄宗无比恩宠，但在政治上却不会玩弄权术，与宰相大臣们接触的机会也很少。即使与杨国忠也不例外，相处得都颇为平淡，从没有利用特殊地位去影响朝政，因此在天宝弊政中，没有一条是出自她的主张。反倒是虢国夫人起着很坏的作用，扮演了沟通内宫与外朝的角色，对杨国忠平步青云和备受宠信产生了重要影响。
杨国忠从虢国夫人那里获悉深宫秘密，揣摩着玄宗好恶，然后采取相应对策，因而始终能够立于不败之地。而玄宗也是醒着装睡着，睁一只眼闭一只眼，错误地认为杨国忠是德才兼备，潜心朝政。他在《授杨国忠右相制》中，表彰杨国忠“纯粹精明，悬解虚受”，希望他能够“弥纶经济，同致雍熙”，云云，寄托着无限的期望。
作为最高统治者，玄宗重用杨国忠，是希望利用他在经济方面的才能，来维护大唐太平盛世的局面，这本是无可厚非的事情。但是玄宗的天下始成败终，与杨氏家族的崛起与发迹，也是有一定的因果报应的。探寻善于钻营的杨国忠的贪腐轨迹，虽然是由于其堂妹杨玉环的美丽而起始的，但最终还是在杨氏家族的关系影响下，以及他本人理财能力的出色表现，并且凭借着玄宗的过分恩宠，才能够平步青云，一步登天，坐上了朝廷的宰相宝座。
然而种什么树苗结什么果实，也正是在杨国忠的专权下，官吏贪渎，政治腐败，民怨沸腾，使整个社会开始混乱起来，形成了天宝年间岌岌可危的局面。
事实上，历史就是历史，它虽然由不得我们选择，但是却可以供我们借鉴。我们从这一段历史中，看到了昏君、奸相、宠妃、佞臣···可以说唐朝转向衰落，固然有玄宗不可推卸的责任，但是就杨国忠个人来讲，也决然没有能够起到一个良相的作用。
不过辩证地看待历史，如此的结局，是福之？是祸也?杨国忠的这种无人能比的权势，也并没有给他的家族和堂妹带来更多的好运，马嵬坡之变，反而把杨玉环及整个杨氏家族送上了不归之路。由此可见，杨玉环的美丽虽然不是罪过，但美丽却是一个起因，为日后兄妹二人的悲惨下场，埋下了无法抹去的伏笔。